本会讯   8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命运［或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意识全球化与中华文化］”问题，在京专访了王石副主席。
               王石说：“文促会同仁来自各行各业，所思所想千头万绪，但所有工作都是为了回答同一个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命运。如何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可能性，使之完成现代化的转变？这是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以下是专访内容（《南方周末》简称南）。

王石副主席接受《南方周末》采访

南：文促会如何定义“中华文化”？
王石：我们今天谈及中华文化，主要是指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并认为其价值核心是民族精神和道德伦理，而不是当下的文化。对文促会而言，除基本价值理念外，当然还要关注民间传统，就是西方所说的“小传统”，包括风俗、节日。我们创立节庆中华协作体，主办“七节论坛”，研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中蕴涵着的核心价值和现代呈现方式，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的命运”何以成为文促会的核心问题？
王石：物质的、科技的、以致管理的部分比较容易实现全球化，甚至是一体化。事实也是如此，很多东西都已经趋同了。但在精神的、传统的、文化的层面，就会发生“底色不同”的问题。越是历史久远、传统深厚的民族，这类问题就越明显。如中国、印度还包括一些伊斯兰国家。学术界因此有现代化是单数或复数之说。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也面临挑战，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挑战。

南：100多年，中国一直在探讨这类问题，您的思考与前人有何不同？
王石：这类探讨从未消歇过，主要问题是极端化的对立，现在应该比较理性地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了。说到我个人的看法，有些悲观。一是认为，近100多年来，其他文明中断了，而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之说是自欺欺人。实际上，从核心价值到制度，都中断了，或者叫变迁。现在要接续下去，中间至少四代接近空白，应当怎么接续，不是喊口号可以解决的。现在有些盲目自大，盲目乐观，我不赞成。

南：插一句，您如何看待近年来学界对鲁迅的反思？直到现在，老一辈知识分子谈及“拿来主义”往往只针对“非中华文化”，一谈到中华文化马上变得惊恐紧张，完全丧失从容包容的气魄，有种难以理解的“文化洁癖”。
王石：反思是个好东西。对鲁迅为什么不能反思？鲁迅有局限，我们也有局限，各有各的。他的特色是尖刻，过度尖刻容易偏激、片面；所以尖刻不意味着深刻。鲁迅完全否定中医，把中国文明史归纳为“吃人”二字，又说越是民族越是世界的，都是片面之论。不过，否定传统，不是他一个人，是谭嗣同、陈独秀、胡适等一批人，也不只是中国人。马克斯•韦伯认为少一分传统，才能多一分现代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直到5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等，基本是同样的调子。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觉得前半句不妥当。这样看，才能认识到十七大提出中华文化是多么了不起。
  
南：您说，摒弃传统曾是世界性潮流，在这方面，中国的特色是什么？
王石：主要是小平同志说的“左”。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期间首相换了20多位，每一位首相都想革新，但英国民众很安心，他们觉得有女王在不会丢了传统。英国还有保守党的制衡，就像一辆车，有油门还要有刹车，相互制约。中国从五四以后，就“左而又左，一左再左”，什么时候都是激进主义吃香，保守主义永远是贬义词，只配丢到垃圾箱里。对传统，虽然有人说话，如钱穆、陈寅恪，但声音微弱。在推倒传统方面，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包括毛泽东等人是统一战线，一个比一个左，到文革已走向极端。而今看只允许一种思想是很危险的，有不同的思想才会产生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