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是我国汉唐时期最为重要的世家大族之一，其在当时被关注的除传统的所谓婚(社会地位)、宦(政治地位)以外，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和地位，而这些也是其最具家族特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个家族的思想状态如何和家族成员的文化素养高低还被当作是衡量其家族地位优劣的重要标志，所谓“若能常保数百 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1]，“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2]，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至于琅琊王氏，时人对其评价是“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3]，亦即其在思想文化上的“文才相继”与政治上的“爵位蝉联”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故而，我们有必要对其思想信仰状况作一系统考察，借以从另一方面来认识其在当时的真正地位。
一、家世尚儒传统在汉代的确立
       如所周知，琅琊王氏本是一个在西汉中后期以儒学起家的文化大族，以后才以这种文化优势参与政治，并进而发展演变为具有较为雄厚文化实力的政治大族。由于儒学是其家族从其他众多官宦之家中脱颖而出的基础，加以又是治家和其族贤当朝理政时无可替代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因此在其家族中始终受到重视。而就其渊源论，这种儒学传统的形成最早应肇端于其家族早期的关键人物王吉。史称他生活于“儒学独尊”以后不久的西汉昭宣时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好学明经”，此后又因此得以举孝廉、贤良，“为昌邑中尉……博士谏大夫”，走上了一条以经学干政之路。^[4]他在经学方面的造诣尤为突出，不仅被认为是传授《论语》众多学派中《齐论》的“名家”^[5]，而且还“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6]，直接用明经之举影响了后代，开创了家族中习儒明经的家风。故而史称从此以后其子骏“贤父子，明经行修……以孝廉为郎”，其孙崇“以父任为郎”^[7]，都不同程度地将这种家风发扬光大，其家族中的习儒传统也因而得以确立。
       王吉等人所以在汉代以经学传家，其根本原因当然还是为了实现以儒学干政的终极目的。自西汉武帝开始，由于儒学获得了独尊地位，加以规定“能通一经皆复”，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最终使“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甚至“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正是为利禄所驱动的结果。^[8]儒学及其经典既然能够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和意欲仕进者的进身之阶，尤其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当然也是王吉以经学知名并以此传家的根本动力。同时，在另一方面，王吉等人在入仕以后的仕宦实践及其言行也表现出较多的儒家风范，从而也为其众多后继者所效法。《汉书·王吉传》曾记载，他在任昌邑中尉时见昌邑王刘贺游弋无度，便以应息事安民、闭门研习周孔之道相规劝。其后，他又担任博士谏大夫，曾对汉宣帝“躬亲政事，任用能吏”、“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等做法表示异议，认为这样“未可谓本务”，“非太平之基”，因而建议他以礼治民，“与公卿大夫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此外，他还反对早婚，反对任子制，主张“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等，他本人又在夫人摘取邻家枣时怒而去妇，这一切无不表现出他的儒生本色。后来，他的后继者王骏在夫人去世后不再续娶，王崇“以父任为郎”，二人又分别官至御史大夫和大司空，都较好地继承了他的儒生风范。
       在王吉祖孙之后，琅琊王氏在汉代又传王游、王遵、王时、王音、王仁、王谊、王睿、王典、王融等人，魏晋时期以孝悌知名的王祥、王览兄弟和“才兼文武”的王雄一生早期也在汉代末年度过。对于上述这些人，我们尽管由于资料所限而无法确认他们是否完全继承了尚儒家风，但至少在王睿、王雄、王祥、王览等人身上可以看到较多的儒家士大夫色彩。史称王睿在与长沙太守孙坚起兵讨董卓时，“以坚武官，言颇轻之”^[9]，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10]，王祥、王览更知名于孝悌^[11]，可见都带有鲜明的儒家士大夫印迹。而这种印迹的存在，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尚儒家风的传统因素。
       总之，琅琊王氏世代尚儒传统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王吉祖孙，此后虽因家世不继而无从确考，但这种家风并没有消失，并最终在东汉末年重登历史舞台的其家族成员身上得以体现。这种家族信仰的确立与回归，当初尽管有较多的政治因素使之然，但继承和延续却是其家族成员不断努力的结果，以致在当时及其以后的琅琊王氏，便较多地受益于这种努力。
二、魏晋玄学冲击下的思想信仰
       在玄学盛行的魏晋时期，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的早期，由于琅琊王氏家族刚刚由两汉时期的儒学世家发展而来，加以社会上崇尚玄学的风气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风靡起来，因此其代表人物如王雄、王祥、王览等人还都以儒家士大夫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上，玄学风气在其家族中几乎还不见踪影。当然，这种家族特点的形成还有社会的原因，亦即如王祥兄弟的“孝悌”正符合统治者所提倡的“忠孝之道”，可以借此达到使天下人“忧国如家”、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并无突出政绩可言的王祥为何被抬举到那样高的政治地位，而他又如何在既得位置上故作姿态等一系列事实。史称他在曹魏末年便已被尊为三老，在天子入太学时“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12]，入晋后更因“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13]。上述事例也都说明，虽然朝代由汉而魏又由魏而晋，但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依然为当朝统治者所必需，琅琊王氏也为了服务这种需要而仍在保留其家族思想传统。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无庸否认的事实是，在曹魏正始以至西晋元康年间，甚至延至西晋以后，社会上也确实出现过玄学盛行的现象，并发展成为主流思潮，天下士大夫无不翕然向风，“崇师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经典，习正始之余论”^[14]。在此背景下，许多儒学世家也迅速玄学化，进而出现玄学名士，即使琅琊王氏也未能免俗。尤其是其家族中出自王雄之后的王戎、王衍、王澄等人，或许是由于身为官宦子弟之故，更容易为世风所感染，都不同程度地成为玄学的代表人物。其中王戎名列“竹林七贤”之一，又“善发谈端，赏其要会”^[15]，官至司徒；王衍“声名藉甚，倾功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16]；王澄“风韵迈达，志气不群，从兄戎、兄夷甫，名冠当年。四海人士，一为澄所题目，则二兄不复措意，云‘已经平子’，其见重如此。是以名闻益盛，天下知与不知，莫不倾注”^[17]。由于崇尚玄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即使是王祥兄弟及其后代也都如此，甚至还都对谈玄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对此，作为玄学主要领袖人物之一的其族人王戎曾有过恰当评价，称王祥“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18]，“可谓清达矣”^[19]。王祥之外，知名于东晋初年的王敦、王导等人在这时也都跻身于玄学名士之列，其中王敦还被王衍目为天下名士“第三”^[20]，可见也都具有玄学实力。
       不过，尽管魏晋时期的琅琊王氏思想信仰或个人行为表现出较多的玄学色彩，但也并非说明自西汉以来的家族儒学已被摈弃，恰恰相反，当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王戎、王衍二人也都曾服膺儒学，尤其是在对待生死、孝义、礼节等问题上都与传统儒家士大夫没有本质区别，表现出受儒学影响的鲜明特征。如王戎居丧虽不拘礼法仍哀毁过礼，被称为“死孝”^[21]，说明他对“孝”的理解并未脱离儒家窠臼。同样，王衍曾因丧子而悲不自胜，对人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22]，也仍然具有儒家重视生死的传统性格。更有甚者，王戎在任司徒时曾征辟认为名教与自然“将毋同”的“三语掾”阮瞻，显然也是赞同他对二者关系的解释，亦即认为二者没有本质的不同。由此可见，在他的思想深处并未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与当时玄学代表人物之一向秀的“儒道为一”思想并无区别，说明还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魏晋时期兴盛起来的玄学虽使传统儒学受到冲击，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儒学而代之。在某种情况下，玄学对人性的自然追求或许优于儒学，或者成为玄学家抨击儒学的武器，但儒学所宣扬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等都为玄学所未及，而这些对维护家族内部的伦理纲常和凝聚力，以及对国家的治理等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关于后者，无疑也是当时儒学没有被完全抛弃的重要原因。只是对当时的玄学家而言，许多人并未明白上述道理，即使是作为玄学领袖的王衍，直到临死才发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的感慨^[23]，更可见儒学传统无论对琅琊王氏还是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无可替代的。
三、思想信仰在东晋南朝早期的复杂化
进入东晋南朝以后，祖尚玄虚之风虽因西晋亡国的冲击而有所减弱，但由于东晋的建立者原本就是西晋的“亡国之余”，对当时社会上流行已久的玄学不可能毫无沾染，甚至还因原来一些玄学名士的东渡而使其风气在新建王朝中蔓延，因此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依然有其地位，其影响甚至还在儒学之上。同时，随着社会动荡和危机的加深，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道教、佛教也在江东流传开来，并都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信仰之中，从而使之更加复杂化。在此背景下的琅琊王氏家传儒学，又一次经受了严峻考验。
       首先，玄学在琅琊王氏中依然有其地位，但已受到极大削弱。随着王戎去世和王衍、王澄在两晋之际的不得其死，这支在魏晋时期贵显一时且在玄学中有突出地位的琅琊王氏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其所崇尚的玄学在其家族的其他支派中也未有其继。其中在西晋末年已经以谈玄知名的王敦、王导二人，由于成为东晋的开国功臣，其思想为形势所迫，转而崇尚儒家的经邦济国，玄学也因此在其家族中退居次要地位。尽管史书有时也称王敦”雅尚清谈”^[24]，王导与人“共谈析理”，“遂达三更”^[25]，甚至其后又有王珉“风情秀发，才辞富赡”^[26]，王徽之“卓荦不羁，欲为傲达”^[27]，以及王僧虔诸子“盛于麈尾，自呼谈士”^[28]，但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外在形式，在其整个家族思想信仰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其次，琅琊王氏在佛教冲击下有多人佞佛，其甚者如《高僧传》称王敦、王导兄弟都曾出家为僧，法名竺道潜、释法宝，其实情虽然不免使人生疑^[29]，但也至少可以认为佛教最迟在这时已对其家族发生影响。另外，南朝人何尚之也称“度江以来，则王导……王谧……王元琳昆季……并秉志归依，厝心崇信”^[30]，所及诸人都出自琅琊王氏。王导、王敦等人还与名僧多人来往密切，说明他们对佛教至少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故而，受其感染，其后代中便有人与佛教结缘，尤其是在王导后代中更是如此^[31]。除此而外，王导叔父王会、王正后代中也不乏佛教信徒，其中王准之、王袭之等人还分别由儒、玄入佛，使其思想信仰带有更多的复杂性^[32]。当然，由于佛教信仰在当时常与玄、儒之风交织在一起，要确切指出某人专心向佛颇为困难，即使是那些避世出家的人也不例外。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名士百官以结交名僧为时尚，名僧也不讳言世俗名利，常出入权贵之门，沾染玄风，执麈尾，尚清谈。故而，琅琊王氏在佛教信仰中的诸多表现，也正与当时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再次，东晋南朝早期的琅琊王氏家族中因受时尚所感染，也有不少人笃信道教，其中大多出自王导叔父王会、王正两支，而尤以后者最具代表性，其著名者如王羲之父子等人都是王正之后。王羲之父子之外，陈寅恪先生指出凡名中有“之”字者都可以认为是道教徒^[33]，尽管未必尽然^[34]，但如王裕之“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时人谓之王东山”^[35]，王弘之“性好山水……采药”^[36]，所为隐逸、采药等事都与道教徒有关，或许可作为陈先生之说的注脚；然而其所谓“琅琊王氏为五斗米道世家”的结论，所指似乎包括整个琅琊王氏，由上可见并非符合事实。
       最后，琅琊王氏的儒学传统虽然受到玄、佛、道的猛烈冲击，但其家风犹在，作用未失，因而仍在被那些特别是在政治上拥有重要地位的人顽强继承着。在晋初当政的王导努力提倡儒学，大量选拔儒士，又奏请元帝设置五经博士，兴建学校，“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37]。在他影响下，“玄风独振”的社会环境中开始吹起一股尚儒之风。其后，他的后继者如王彪之、王珣、王谧等人也都继承了尚儒务实政策，在当政时或重视礼法，或垂意经世致用。其中王彪之对典章制度所作的诸多创新还被他的后人发展为“王氏青箱学”，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38］。入宋以后，官至太保的王弘“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39]，这些显然是他的儒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反映。至于齐初当政的王俭，更把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并最终使“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40]。对此，史臣也说他当朝理政时“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41]。像王俭这样在儒学方面的较高素养和对社会尚儒之风的开创，无可否认都是其家族世代尚儒传统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也是这种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光大。
       总之，通过上述可以看出，琅琊王氏在东晋南朝早期的思想信仰是颇为复杂的，家族中对家传儒学和玄、佛、道等思想都有涉猎，甚至一人有多种信仰者也不乏其例，表现了较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存在，既有他们本身的因素，也无可否认有社会原因。史称当时已有人以“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要求子孙^[42]，或者以“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相标榜^[43]，可见都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当然，真正把周、孔、老、释融为一体，还不是这一时期琅琊王氏所能做到的，其表现也只能是在某些特定的人或支派上以一种信仰为主要特征，前述该家族的王导支崇佛、王正支尚道，以及王导、王俭等人较多尚儒或玄、儒双修等都是其例。将各种信仰合而为一的时代在当时毕竟还没有到来。
四、思想信仰在南朝后期的合流与儒学回归
       南朝后期，随着儒、玄、佛、道的长期交融与影响，以及当朝统治者的刻意提倡，人们的思想信仰开始出现合流趋势，致使玄、儒界限最早消失，儒、佛、道之间也处于相互吸收、加速融合的过程中。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琅琊王氏，其家传儒学风尚进一步得到加强，崇玄佞道之人也几乎销声匿迹，仅有信奉佛教者在世风影响下有所增加，但其佛教信仰与东晋南朝早期相比也发生较多变化，实际上是在吸收其他学说基础上形成的新信仰。上述这些基本特点，有些为当时所特有，有些则被同时的北朝和以后的隋唐所继承，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
       琅琊王氏在南朝后期思想合流趋势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应归结为时代环境影响的结果。早在梁武帝在位时期，便着力调和儒、佛、道之间的冲突，甚至提出了三教同源说。由于他佞佛，把佛教提到第一的位置，又不断舍身同泰寺，还称儒、道都出自佛教，孔子、老子、周公等都是如来弟子。但他同时又认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都是圣人，三人可以并称为“三圣”。也正因如此，他在佞佛时又大力弘扬儒学，在朝中增置五经博士，又“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广开学馆，招延生徒，甚至规定“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亦即把士大夫的儒学修养与仕宦联系起来，使明经成为一种入仕途径，儒学也因此有所发展。^[44]另一位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道教首领陶弘景在晚年则极力宣扬自己是菩萨转世，还主动去佛寺受戒，其目的也无非是要调和道教与佛教的关系，结果在去世时“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45]，出现了道、佛并立的戏剧性场面，突出反映了二教在当时得以调和的事实。稍于此前去世的张融临终遗令“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46]，仅从其所举四部书中便可看到他儒、道、玄、佛兼修，更加说明四种思想的合流在当时正在成为事实。
       在南朝后期社会环境中的琅琊王氏，思想合流趋势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虽然，其在东晋南朝早期那种相对复杂的思想信仰在这一时期仍有所继续，如王羲之后人中便有人出家为僧，法名释智永；王志、王揖、王彬、王缄、王泰、王莹等人在答释法云书时无一例外地自称“弟子和南”^[47]；王质在梁末大乱时“翦发为桑门”^[48]；王固“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忧，遂终身蔬食，夜则坐禅，昼诵佛经”^[49]；王承“兼国子博士。……发言吐论，造次儒者。在学训诸生，述《礼》、《易》义”^[50]；王远之“事陶弘景，传其术，为道士”^[51]，等等，说明仍然具有较多的表现形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各种信仰兼而有之或使之合而为一的人也在增多，并且成为一种风气。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如梁代王褒便自称“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52]。而陈朝王固“居丧以孝闻。又崇信佛法……兼习《成实论》义，而于玄言非所长”^[53]。他们都是将各种思想兼容并包的人，说明思想的合流在其家族中已经成为事实。在此情况下，玄、儒、佛、道更加失去了固有的界限，基本主张也已大为接近，或者仅流于名称和形式了。
       在各种思想信仰合流趋势日益明显的同时，琅琊王氏的儒学家风也在加强。这种加强的原因虽不排除社会上渐重儒学的外在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其家族内部，外在因素仅仅是动力而已。其中如王筠“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并再抄”^[54]；王承因“发言吐论，造次儒者”而为“国子祭酒。承祖俭及父暕尝为此职，三世为国师，前代之未有也，当世以为荣”^[55]。另据有关正史中其人物传记统计，当时其家族子弟大多以与儒学有关的途径进入仕途，或者自动进入太学接受教育，成为跟随博士读经的“经学生”。在这些人员中，被举为秀才者4人，以经学人仕者8人，占全部可考人数的三分之二多，由此也可见儒学对其家族影响的广泛和所发挥作用的巨大。上述这种儒学影响的普遍化和作用的大幅度上升，不免使人想起其在两汉时期的一统地位，与其说是社会和环境、政治因素使之然，勿宁说是琅琊王氏家传儒学传统在新形式下的复活和回归。
       总之，南朝后期琅琊王氏的思想信仰已基本统一到以儒学为核心的一统思想上，出现了合流和儒学回归的趋势，形成一种风尚，并与整个时代相一致。这种风尚的出现不仅为同时的北朝效慕，“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56]，或者在北朝的琅琊王诵等人直接以“音制抑扬，风神疏秀，百僚倾属，莫不叹美”^[57]；而且至隋唐时期，其后继者仍多保留这种传统家风，并有王方庆“尤精三《礼》”^[58]，王绍宗“遍览经史”^[59]，成为其家族中儒学修养较高的代表人物。至于王远之、王玄宗、王玙等人，虽都以道术显，但史书仍称其“博综群书”^[60]，可见也非仅仅通晓道术而已。加以当时的历史环境本来就已实现了如同两汉一样的国家统一，经过六朝时期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儒家思想又重新回到了它的正统地位，以致“儒学之盛，古昔之未有也”^[61]，传承已久的琅琊王氏崇儒风尚也在这样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注释：
[1]《颜氏家训·勉学》。
[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54]《梁书》卷33《王筠传》。
[4][6][7] 《汉书》卷72《王吉传》。
[5] 《汉书》卷30《艺文志》。
[8] 《汉书》卷88《儒林传》。
[9] 《三国志》卷46《孙破虏传》注引《吴录》。
[10] 《三国志》卷24《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
[11] 参见《晋书》卷33《王祥及弟览传》。
[12] 《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
[13] [19]《晋书》卷33《王祥传》。
[14] 《晋书》卷91《儒林传》。
[15][21]《晋书》卷43《王戎传》。
[16][23]《晋书》卷43《王衍传》。
[17] 《世说·赏誉》第8注引《王澄别传》。
[18] 《世说·德行》第l。
[20] 《世说·品藻》第9注引《晋阳秋》。
[22] 《世说·伤逝》第17。
[24] 《晋书》卷98《王敦传》。
[25] 《世说·文学》第4。
[26] 《世说·赏誉》第8注引《续晋阳秋》。
[27] 《世说·雅量》第6注引《晋百官名》。
[28]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29] 《世说·德行》第1注称不知竺道潜俗姓，而《高僧传》以为王敦弟，余嘉锡认为后者是据晋孝武帝诏书中“弃宰相之荣”等附会。参见其《世说新语笺疏》第232页按语，中华书局1993年版。
[30] 《高僧传》卷7《释慧严传》。
[31] [32] 参见拙著《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琅琊王氏为主的研究》第12章1节1，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3] 分别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157、249、2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4] 如前述王准之、王袭之分别以儒、玄知名，释道敬俗名应为“王某之”而遁入佛门，皆为其非道教徒之例。
[35] 《宋书》卷66《王敬弘传》。
[36] 《宋书》卷93《王弘之传》。
[37] 《晋书》卷65《王导传》。
[38] 详见前揭拙著12章3节1。
[39] 《宋书》卷42《王弘传》。
[40] 《南齐书》卷23《王俭传》。
[41]《南齐书》卷39传论。
[42]《三国志》卷27《王昶传》。
[43][52]《梁书》卷41《王规传》。
[44]《梁书》卷48《儒林传》序。
[45]《梁书》卷51《陶弘景传》。
[46]《南齐书》卷41《张融传》。
[47]《弘明集》卷10。
[48]《陈书》卷18《王质传》。
[49][53]《陈书》卷21《王固传》。
[50][55]《梁书》卷4l《王承传》。
[51]《新唐书》卷204《王远之传》。
[56]《北齐书》卷24《杜弼传》。
[57]《魏书》卷63《王肃传》。
[58]《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
[59]《旧唐书》卷189《王绍宗传》。
[60]《旧唐书》卷192《王远知传》。
[61]《旧唐书》卷189《儒学传》序。

• 评论内容...
• 匿名发表
• [添加到收藏夹]
• 发表评论：(匿名发表无需登录，已登录用户可直接发表。) 登录状态：未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