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0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王石
王石副主席在“第10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我在厦门、杭州两次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都曾努力阐述我们的论题,即“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我曾讲到:
(1)两岸同属中华文化,又同样面对现代化。因此这一论题对大陆、台湾同等重要。且因社会制度不同,两岸更具有相互比较,相互参照的可能。
(2)引申而论,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仅中国、欠发达国家,而且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也面临此问题。区别在于,从传统到现代化,对中国以及其他欠发达国家而言,是被动,甚至被迫的选择;所以这一转化,除理性观念之外,还牵涉到情感和尊严,比如心理上的所谓“羡憎交织”(Resentment)。
(3)包括韦伯、马克思在内,19世纪“传统与现代化”这一论题典范式的看法,是将传统视为现代化的障碍,认为抛弃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这种见解在《共产党宣言》里表达为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五四”时期则表达为“废除汉字”(钱玄同),“不读中国书”(鲁迅),“家庭是万恶之源”(陈独秀),以及所谓“打倒孔家店”。此后则是30年代科玄论战,五六十年代台湾中西文化论战,60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即所谓“现代方案”,也包括大陆“文革”;更晚近,则有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显然,主流看法都是排斥传统,特别是西方以外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4)这种所谓主流看法直到上世纪70年代,随着西化、现代化演变为全球化,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所引发的文化多样性之议、文化多元论之兴起(如萨义德1978《东方主义》,1993《文化与帝国主义》),人们才开始质疑西方眼光(将东方视为愚昧、神秘、封闭、落后),重新打量各种各样的文化,包括重新打量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弘扬中华文化”,重又成为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便是基于上述。
以上,是我前两次发言的要点。
这次到如皋,再次面对“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论题,我想在上述话语已发生极大扭转的情况下,简要表达三点意见。
第一点,不宜过度夸大文化的差异性。
差异性是多元文化论的前提,也是文化存有状态,不仅文化形态,也包括价值;但另一面,基于共同的人性,文化还有共同性一面。60年代毛泽东与何其芳谈诗,说过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不承认这一点,文化的交往、接触、比较、交流、合作、融合等等,就失去依据。而今,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均重视所谓文化认同,这是必要的。每种文化均有其独特性;但不能独特到与其他文化毫无共同之点;也不能过于狭小。你是广东人,认同岭南文化;你也要认同中华文化;还要认同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我听说台湾有的朋友只认同“台湾文化”,连台湾文化与明清时代大陆文化的渊源关系都不认同,这也不符合历史。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立。近日我到上海欢乐谷,里面满是南瓜——据说不能叫“万圣节”,所以叫南瓜节。说是防止西方文化侵略。我对他们说,这样做不妥。我们讲中华文化走出去,算什么呢?再如,我们珍视中医,也珍视西医,二者并行不悖。全局看,中医是地方经验,地方智慧;而西医则实际上是指人类近现代医学科学,可以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智慧,是不可以排斥的。
第二点,不宜过分夸大文化的相对性。
文化相对主义是在抵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其合理性是主张尊重一切文化,反对任何文化歧视;但它又进而认为谁也不能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评判、批评另一种文化。那么,文化有没有高低雅俗、善恶美丑,以至是非优劣可言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愚昧落后的东西,比如封建的纲常名教。文化鉴别、文化反思仍然必要,传统是一种优劣兼有的存在。黑格尔有一句话很出名:“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以为,只能说一切存在的都有其理由;有其理由并不一定合理;更不能因为是自己的文化,就认为合理。
第三点,不宜过分夸大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
前不久,纪念文促会创立20周年,我们发表了“六项主张”。其中也有这一条。30年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不能忘乎所以。我们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文化,但不能因此认为我们的文化比其他民族更优越。要提防文化民族主义。余英时先生说,民族主义只有在遭受异族侵略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我倒不认为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如此狭小;但我也认为不能过分宽泛。如今国家、民族、人民之间来往如此紧密,依存关系如此紧密,眼里只有本国、本民族利益是不妥当的,起码是狭隘的。你能不考虑别国,别族?“主义”一词,有至上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当重新诠释民族主义的正面与负面。
我还建议,学习本民族历史的同时,也要适当学习一些其他民族的历史知识。比如,我们一向以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字、青铜器为自豪,因为这是文明标志。这种自豪是应该的,但不能盲目自大。考古学证明,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距今都是五千多年,比甲骨文早两千多年。青铜器最早并不是出现在中国,也是出现在两河流域,也比我们早两千年!苏美尔人在3700多年之前就已经拥有第一部法典,即《汉漠拉比法典》,那时候,我们可能连文字都没有。“四大发明”今天看来也是我们对世界科技史缺乏深入了解的一面之词。
总之,承认差异,又超越差异;承认相对,又超越相对;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如此,我们才能走出东方与西方、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这类非此即彼的二元格局。这,我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思想。我还认为,发展和繁荣文化,包括学术,思想始终是第一位的。
(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