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全中国软科学事业发展的领导和指挥中心，不但在现实中要对全中国的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化艺术学的发展作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研究、论证和探索，也要对全中国的历史、即社会文展史、哲学思潮史、文明发展史和民族进化史的总结、批判和论证负责。恰逢2005年是联合国倡导的孔子文化年，也是华夏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再传播大激荡的启动年，有理想、有机会、有责任、有义务的中国社科界，本应在这项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伟大进军中，发挥资讯中心和信息核心作用。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院校等相关机构的部分学者，却因为其不彰的影响，平庸的形象，不但自惭形秽于自已的“学术力”，而更加臭名昭著的还有“十大怪现象”(请参见香港《亚洲周刋》2006年9月3日《中国学界十大怪现象》文)，和哈佛大学数学讲座教授丘成桐的相关言论。

       一个堂堂的代表国家进步和文明的先进势力的神圣殿堂，闹来闹去几成封建余孽藏污纳垢的修养圣地，他们公开地死灰复燃封建帝王的威仪、佞臣阁老的权术和术士军师的玄言。一时间，出版物、影视剧和论坛上充斥了那些早在上世纪初兴起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上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中、被正确批判和唾弃了的华夏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糟粕，差点让一个泱泱大国的载人航天飞机，败在秦始皇大羽鸟人的手上。特别令人发指的是谱牒界有着博士、教授和研究员头衔的著名专家学者，竟然与农村中一些专门骗人钱财的修谱农民联手，采信一些诸如“公元前565年出生的人是公元前717年出生的人的始祖”的资料，干尽与他们的使命、身份、学养和素质完全相反的勾当，虽然他们最终也逃不掉被专业、被科学和历史边缘化、或淘汰的可耻下场，但是他们的倒行逆施对中国社科界造成的重创和伤害，己到了相关部门不管就要出大乱子的时侯了！

前论：对山西社科院《太原王氏》和张海赢论述的质疑

一九九二年六月，受山西省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委托，由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海瀛研究员主持，经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亦称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十三名学者及干部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定稿，并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出版了在海内外王氏同宗中影响巨大的《太原王氏》一书。据统计，参加此书主纂、撰稿、统编、审定等工作的学者和工作人员超过了十五人。这一工作的目的和重点，就是要把太原王氏界定为在全世界有近一亿人口的王氏总宗和始祖。为了完成创造出“王氏始祖太子晋”和“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论述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的目标，《太原王氏》的编著者们就不管太原王氏的起点 (前565年)晚于前717诞生的琅琊王氏的史实，不顾太原王氏的“始祖”太子晋不是太原人，而是河南洛阳人(被封于晋境之今河南淇县一带)的史证了。而此类完全相同的故事，也正在全国几乎所有姓氏的研究中象瘟疫一样地发生并漫延着。

关于“王氏始祖太子晋”和“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论述，来源于一个封建帝王(唐高祖李渊)出于政治需要所造的谣言，这却几乎要断送一代中国社科学界王氏研究学者的学术生涯，因为他们的误导，全世界近亿册新编王氏谱和其它出版物，都在乐此不疲地重复这个类似中世纪前西方“地心说”的谣言，以维护骗子们的神权和王权的统治欲。每当有戳穿骗局的人物出现，就会成为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的恶棍，笔者“”琅琊王子城父早于太原太子晋“太子晋不是太原是洛阳人”“新论述”出世以来，所受到的攻击、污陷和诽谤，也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每一次有新论述的专著要出版，都会受到形形色色的阻挠和危言耸听的破坏，但是我绝不相信经过奋斗和努力，这个谣言还永远不会被寿终正寝。好在己经有不少学者和同宗，正在逐步认识和支持笔者“新论述”的基本原则。

那就是：

(1)王氏的始祖是王倪(前3200)、王亥、王子比干、王业(前1165)、王季、王子城父(前717)和太子晋(前565)这一个一脉相承的群体，而不是始于太子晋其人。

(2)王子城父代表的琅琊王氏，早于太子晋代表的太原王氏150多年。

(3)前685诞生的琅琊邑，早于前497年起源的晋阳 (太原)城180多年。

(4)太子晋不是山西太原人，而是河南洛阳的王城人，他的封地是晋城朝歌(河南淇县)，离山西太原还远着呢。(5)太原王氏从“始祖”太子晋起，至第二十六世王霸前，无一人生于太原或长住过太原，是完全由欧阳修等人按琅琊王氏的世糸拼凑的，被太原王氏学者忽略的王卓世糸是真正有太原生卒经历的，但仍为琅琊王子城父的“后世”。

(6)华夏共祖黄帝至太子晋不是49世4000年，而是5200年81世以上的。

(7)黄帝、颛顼、大禹和后稷等人不是各为一代一个人，而是各为一族很多代。

《太原王氏》一书的观点和论述尽管有很多常识方面、专业方面的大错特错，但仍不失为一部好书，因为它比起另一部分只描写王氏祖地的风景、和王氏祖先生平的著作，看起来要言之有物的多。《太原王氏》不失为中华王氏研究的一流好书。虽然《太原王氏》的部分作者己视笔者为恶棍，我还是必须这样说。

《太原王氏》的将精兵强、参编人员不可谓不是当时国内谱牒界的一流，《太原王氏》的资料充足、因参编单位是当时谱牒收藏研究界的国内前三，《太原王氏》的编写工作的组织计划之严密、足以与当代一些大典的修辑媲美，《太原王氏》的编写时间充分、二十五万字的篇幅一般一个人五个月就足够了，而太原王氏的写作、编纂的过程却长达二十五个月以上。这本书的结论和数据，至今还在影响和主导着海内外同宗的寻根问祖、宗亲交流和王氏研究的众多领域，并且仍为参编单位和部门的部分学者和干部们津津乐道。

这本小书的学术价值至今已历经十余年，其资料引证的重大错漏，和结论表述的语无伦次是惊人的，有些部分离史实和史证相去甚远、或者己南辕北辙。在这本书的参编作者的表率、影响下，国内外的王氏研究便开始了不验证即引述的修谱撰著之风。相互引证本是学术交流、信息流通、辨理明道、启蒙教化、普及科学和文明升华的需要。但是在互相引证的过程，如此大规模地以讹传讹、甚至阉割和扭曲史证，却可能是上述参编者所始料不及，并不愿看到的。

笔者收藏、研究了国内外各类王氏谱牒资料数千册，在王氏得姓以来的世系、宗支、郡望、堂号的调查研究方面所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是海内外同宗之中至今最多的。在翻阅《太原王氏》的第一时间，一种亲切和重逢的感觉立即扑面而来。张海瀛老先生是上世纪国内一流学者吴晗的弟子，其治学的严谨和涉猎的渊深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本由他主持编写的小书所出现的一系列的状况，却让笔者和很多人极其困惑。

笔者必须声明：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和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对海内外王氏的寻根访祖工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促进王氏重要祖地之一的山西及太原的招商引资、和经贸旅游事业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对笔者的提携和重视，是超乎形容的。笔者曾五赴山西及太原，对太原的向恋难名，面对先祖的遗址之一的灵石王家大院，也曾多次流泪。

二00五年十一月，笔者还应邀成为由海外太原王氏后援会发起的，在马来西亚沙劳越州诗巫市召开的第七次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的主祭官，被选定为大会成制以来在大会寻根研讨会唯一发言、作长篇寻根报告的学者。虽然这也是笔者多年不懈努力的结果，但亦与太原方面的友善与器重密不可分。本文的写作，正是基于上述的感激之反哺。

为答疑解惑，笔者开始注意并留心其它部门和学者编写的同类著作，也有与作者感受相近的，但大多对《太原王氏》的引证和结论坚信不疑。特别是民间自修的各类族谱、宗谱、家谱等，在相关落段的引证和表述一字不差外，对《太原王氏》中结论性的语言和概念性常识性的错谬也全盘接收，如果不计小节，这本书的重大硬伤处己经使人非常震惊，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谱牒研究工作，和世系、宗支考证工作的学者，笔者现将初步观察到的问题，和相关文献的表述，及笔者本人的观点，特作如下表述，以期读者取舍。

一、关于“王氏”和姓氏起源的时间点

1、最早的“王”和王姓人不是太子晋

据《庄子/逍遥游》记载：首代许由是末世帝尧的老师，尧欲将治理九州的重任托付于许由，而首代啮缺又是末世许由的老师，末代啮缺的老师是首代王倪，首代黄帝的父辈伏羲末世亦曾与首代王倪论道。王倪、啮缺、许由，他们都是逍遥派，都是仙风道骨的长者，无论这些人物和故事的可信度如何，我们在事关谱牒和宗支的著述时，可能都需要抉择。王倪与太原王氏(实际为洛阳王城王氏)的太子晋子侨一样,都有点传说中的人物那种特有的、很神秘的气氛,他们是否能称为一个姓氏或家族的始祖，承担起传宗接代的重任，可能需要慎重。王倪如果真的是黄帝时代的人,就可谓是中华王氏第一人了。笔者对选择王倪作于为中华王氏第一人取保留意见的态度，对选择太子晋作为太原王氏的始祖之一则无异议。对关于太子晋为中华王氏第一人的说法则不以为然。

另一个较早出现在史籍中的王姓人,便是夏朝的冥子王亥,由于王亥的地位很高(夏王室的亲王或“王”),史籍中多有提及。王亥的存在,旁证了王室即为王氏之源的论点。王亥的世系清晰,为黄帝第三十七世(而《太原王氏》的第三页却将他和堂兄弟差弗误传为黄帝的第十一世，黄帝至王亥约1300年，如果只有十一世的话，岂不是每一代都要到一百多岁才生儿子),王亥和差弗也是相当于夏王大禹的第七世孙中的同辈。因为王亥身份的真实性没有问题,他的身分又确实是 “王”。所以,由王倪王亥来共同出任没有争议的，中华王氏的形式上的不同世代的第一人,应该不存在问题(法律上的第一人应是姬稷、子契、姒禹)。而姬姓王氏的第一人,则非周朝的始祖周太王古公亶父王业莫属。

很多史学家和谱牒学家,都论述过中华王氏的三个起源的源头,总源是黄帝的三十一世孙姒姓夏王王启一一禹王、子姓商王一一王契、和姬姓周王王弃一稷王；因为是堂兄弟辈的同宗,所以他们都生活在约公元前2200年前后。在他们的前辈中,最早使用王字在名字前面的人是王倪，他与黄帝是同辈(约生活公元前3200 年前后),晚些的是夏商周三朝王室的诸位祖先。(此前后稷、子契、大禹等人被《太原王氏》考证为黄帝五世孙。黄帝是公元前3200年前后的人，大禹是前 2200年前后的人，一千年中怎么可能只有五世传承呢?经本文笔者考证，稷契挚尧禹封等人均是黄帝三十一世)。由此可见，山西社科院的副院长张海瀛等人，在阉割或篡改历史时是多么地无知或肆无忌惮。

姓名前面是否写有王字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在战国以前与王室中有裙带关系的人,随着职衔驻地等因素的变化,自己与后代的姓氏就会随时发生变化,例如商王室 (氏)的始祖之一,王子比干的后代中不但有姓王和复姓王子的,也有林氏等姓的始祖,原因很简单：因为王子比干的儿子林坚是在树林子里面出生的，随着商王朝的毁灭和王子比干的去世，比干的儿子己不是王室的身份，所以不能姓王，武王授氏时就依据了比干子生于“林”这个重要的出处。

为什么周太王古公亶父叫“王业”，周王季历叫“王季”呢？因为从法律上来讲，当时他们的身份不是国王，而只是周族的氏族领袖，实际上，当时他们还是殷商臣国的诸侯，也是他们受封于尧帝时的食邑子为什么他们也可以姓王呢？因为是周武王姬发追封的，追封（上三代）和袭传（下三代）是我国封建文化的核心，这也是一些近现代史学者在诠释周天子家族时的一些成见或规矩，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周王王季和周文王王昌的定谳。

但是在姓氏学的范畴却不是这样说话的，既然周太王王业、周王王季、周文王西伯与周武王发是直接的父传子的关系，他们的血统的统一，也就结构了他们姓氏的统一：姬姓王氏！姓氏合璧后凡是姬周的天子就全部姓王了，没有别的人还能姓王，至少在秦始皇以前，冒用别人的姓氏，特别是冒用王族、显族的姓氏是要杀头的。有人说汉以前的人无姓，周王为什么可以姓姬就不能姓王呢？“帝”和“王”都是父系社会的产物，为什么父系社会的周王，一定要姓母系社会的“姬”而不能姓父系社会的“王”呢？

那时的寒门素族，如果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与士族攀婚之外，只有伪诈高门，诡称郡望了。例如贾渊掌修撰谱牒，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有的。）

氏为父亲的身份,姓、氏合一时,父姓就当然就可以冠在名字前广面了。张氏等姓也是以姬姓为母姓的,但他们的开宗立姓为黄帝的孙子张挥,或玄孙弓正,比王氏的太子晋早了两千多年。而“周武授氏”和“太公封神”的结果是：全国有近百“氏”得姓(所谓“百姓”正是此际所形成的),对在此际得姓，有得姓的法律依据的林姓第一人而言,林氏是从周武王的子辈林坚开始的,这也比王姓的太子晋子王宗敬早了近五百年。说起来有些难为情了,林坚可是子姓王氏的王子比干（约前 1150年生）的亲生儿子啊。儿子家的姓，怎么能比老子家的姓早了近500年呢？（山西社科院副院长张海瀛研究员和《太原王氏》论证的王氏“始祖”太子晋生于公元前565年）。

在此之前常常会有一种误会的说法：王姓起源于公元前五六五年出生的源于汉代刘向《神仙传》中的传奇人物太子晋,其实与太子晋同样有神话传说的王倪,早在公元前三千二百年前就很活跃了,晚一点的王亥,也比太子晋早生了一千三百五十年。可能不需要讨论的是太子晋作为太原王氏的始祖,最后被传成了王氏的始祖,把太原两个字弄丢了,这一丢就至少是一千多年,使王氏比他们后代(例如林氏)的诞生还晚。

中华“王”氏的起源,即是谱牒学范畴中华王氏的创源，是和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的祖先伏羲和黄帝创造性的生命一道,是从公元前3200年以前开始的。作为“中华王氏”的载体的王姓,也是中华民族的源头大姓之一。国王以“王”为姓，在中原己被夏商周三朝的历史证明，否则在王氏的源头的论述中，就不会有夏代姒姓王氏、商代子姓王氏和周代姬姓王氏的说法。

关于王氏的这三个主要来源，和这三个王氏中的王亥、王叔箕子、王子比干、王子城父、太孙(王孙)赤等王氏历史名人，和他们在中华王氏家族史上始祖级人物的地位，也受到了史学界、谱牒界、和海内外王氏宗亲的一致公认。在朝鲜、韩国和日本也是这样。朝鲜和韩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国王都是以王为姓的，《隋书/日本志》中也曾有“倭王以王为姓”的记载。

2、“天下王氏出太原”和《太原王氏》是中华王氏的“地心说”

既然如此，《太原王氏》为什么还有“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观点和结论呢？因为第一个说出太原王氏比琅琊王氏重要的人是唐王李世民（公元627——649在位），因为他父亲、太原的留守李渊起兵反隋的时候是从太原开始的。当时的太原的郡丞是王咸，王威就拽住李渊说，你造反了，留下个烂摊子给我，我怎么办？我们王家与前朝和当朝的天子关系都不错，他们把我们照顾的也都蛮好。

李渊说，没事，这么多人我顾不了，把你王家照顾好反正我没问题，而且一定让你王家的人比在前朝过的还要好！结果，王威不信他讲的，让李渊把赌咒发誓用极其堂皇的语意写在了纸上，后人又把这个叫做《晋祠铭并序》的文字刻在碑上。但是，王威并没有支持李渊，并且自杀了，李渊认为他没有选择通报朝廷而选择了自杀也是对自己的支持，便信守了自已对王威生前的承诺，后人也把《晋祠铭并序》立在了传说中根据太子晋之子王宗敬的衣冠冢而建的晋祠(其实是唐叔虞祠)中最醒目的地方。

后来李渊果然成功了，他和他的后代封了许多王氏的人做宰相，做皇后、做大臣。李世民（公元627——649年在位）、李隆基（公元713——756在位）还为许多王氏祖先编了谱，撰了传。其中太原王氏的地位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地超过了琅琊王氏。因为太原是李家的福地，是世界上最不得了的地方，太原王氏于是也沾了光（当然也付出了很多，那时候那样的待遇是应该的，作者举双手赞成）。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从当事人口中了解到太原王威在自己父亲起兵时不是自杀，而是被李渊派人杀掉的，由于怕王威家族生变，才对外公布说王威是自杀的。于是李世民就改变了李渊的一些政治主张,特别是在太原王氏与琅琊王氏的政治地位上,他真正地做到了一碗水端平,甚至有些矫枉过正了。首先,他发动了一场造神运动,把琅琊王氏的王羲之捧上了“书圣”的宝座。他认为王羲之的行、草二书都很好,但他的姨妈卫夫人、从父王敦、王导、儿子王徽之、王献之和侄子王珣等人的书法也很优秀。李世民、李隆基还为琅琊王氏重修了《琅琊临沂王氏谱》,并为琅琊系的王吉、王祥、王览、王导、王羲之等十余人写了传。

唐朝皇帝们的作品、有些语言用的甚至很肉麻,不象皇帝写的,很象御前的笔杆子李延寿们的作品,只不过签了皇上的名。这样,李世民的“书圣王羲之”、摆平了李渊的“天下王氏出太原”,因为“圣”即“皇上”朕即”天下”,大家是平级的。但是，这样做的确造成了混乱，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批评，就是李渊、李世民的政治需要，亵渎了科学、历史学和谱牒学。在李渊和李世民的主导下，后世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硬是生编了一段从汉初扬州刺史王威到唐宰相王溥的世系贻笑后人，《太原王氏》编著者们也从一部世糸极其混乱的《余姚上塘王氏宗谱》中抄出了指导全世界王氏同宗编谱用的世糸，其中矛盾和漏洞百出简直惨不忍睹。例如：

（1）把王氏始祖群体内的最后一人说成始祖第一人：笔者在马来西亚出席第七次世界王氏恳联谊大会时,就曾有不止一人,指着《太原王氏》中的太子晋的生卒年问：全世界的王姓人都是这个十七岁就仙逝并且是得了肾衰竭病死的人的后代吗?笔者不无辛酸地回答说：他是王氏祖先群体中的最后一批中的最后一个。（太子晋是中华王氏祖后稷、子契、大禹的五十七世孙，姬姓王氏祖古公亶父王业的二十六世孙，也是太原王氏祖周平王太孙、王孙赤的第十一世孙）纠正这一类错漏，正应是《太原王氏》的编著者、山西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们开展历史和谱牒研究工作的重点，而他们竞然将这些有太多原则问题的世糸结论原封不动地贩卖给世界各地的王氏同宗，这到底是想证明他们的无知、还是想证明他们的无畏呢？

（2）把黄帝至太子晋的世系，少计39代即1200多年：《太原王氏》第二页的最后两行说：黄帝四十二传至周灵王太子晋，是为太原王氏系姓始祖，亦即太原王氏之根。黄帝,是公元前3200年前时的人,太子晋是公元前565年时的人,两人相差2635年,按照30年一代计算,应为81代才对,山西社科院的副院长张海瀛和《太原王氏》的全体作者都认为黄帝“四十二传至周灵王太子晋”,被《太原王氏》他们遗失的“三十九传”祖先被他们寄存或监禁到哪里去了呢？这不是离谱和对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大不敬到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了吗？

(3)黄帝与炎帝均传了十余代（同名）,《太原王氏》的作者却把他们都只算成一代。王氏始祖后稷传了十余代（同名）,《太原王氏》中也只考证为一代。夏、商两朝共三十一代,共九百多年（前2025一前1046），《太原王氏》只把与此同时的周族的姬姓王氏记成十四代（是不是太原的著名学者和专家们又太过粗心了），因为这样算下来，相当于这十四代人每代人都要到60多岁才能生儿子。黄帝至太子晋总共八十一代,《太原王氏》只记成四十二代,少了三十九代,黄帝至今约五千二百年，但《太原王氏》却少记了一千二百年，这样的姓氏谱牒专著是否过于离谱了呢?

(4)在捕风捉影中求证：王威能任职的年代，没有刺使这样的职务，王威幼时随兄王元在琅琊武城生活，王威去太原是后人想象出来的。扬州的府治当时在今江苏南京和安徽寿县，王威如果被派来南京工作，倒是也有可能，但职务只能叫太守。在那以后，的确有数任丹阳（今南京）太守是姓王的，也符合当时王氏等望族有大量袭职的现象。这和九世以后，王霸去太原隐居，才有了一些联系，因为在那之前的“太原王氏”都是河南洛阳和山东临沂人。与上述情形相当的例子，在《太原王氏》专著中还找出了几十例，此不一一计出(欢迎私下探讨)。

为此、笔者郑重重申：1、中华王氏和姬姓王氏起源于陕西西安等地；2、前太原王氏祖周平王的长孙太孙(王孙)赤、周恒王的次子王子城父和周灵王的长子太子晋等人的出生地均为河南洛阳的王城；3、中华王氏的始祖是一个群体,而不是哪一个地方的哪一个人。这是事关王氏源头的原则问题,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4、按照顾言午称定的“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引自《孔子家语》）的原则、和我国民国至今对祖籍的界定：如果王宗敬父亲太子晋是河南洛阳人，则王宗敬以下三代的祖籍都应是洛阳王城，无论王宗敬是否在太原生活过，他们和子孙亦只能被称为“王城王氏”，与“太原王氏”一点边也扯不上。这是常识和法律，至少你现在去派出所填报籍贯时还得填报你爷爷的出生地。

唐高祖李渊的笔杆子们不愧是造假高手，“唐叔虞祠在晋阳即太原”，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太原之“晋阳”始见于《左传/定公十三年》（前497年）：“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考“晋阳城”为春秋末期赵简子之家臣董安于所修，既不是唐尧所筑，也不是晋之始封地，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了。考古学方面的物证也表明：“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发现。“尧都是太原”的论述者，曾引《史记•晋世家》相关文献与太原晋祠互证，认为今太原晋祠，是为奉祀西周时唐国侯叔虞而建，故晋之始封地唐就在今太原。

晋祠为唐叔虞之祠堂不假，但其创建年代从郦道元《水经注》和《魏书•地形志》中可见，在北魏以前，绝不可能早于东汉。它的兴建，完全是附会于《汉书•地理志》：晋阳县为“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所建。但是，古唐国与唐叔虞的封地到底在哪呢？其实《史记•晋世家》讲的很明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离太原即晋阳不要太远啦。

太原曾有一个年龄比张海瀛还大的民间学者叫王剑霓，他非常悲剧、非常辛苦地统计过有多少多少古人、皇帝、名人和现代的国家、地区的同宗宣传和支持过“天下王氏出太原”和“王氏始祖太子晋”，只能证明他和张海瀛二人不过是鲁迅骂过的“拿来主义”的“抄书先生”，而不分良莠地抄承别人本身就是既可怜又可悲的。这些统计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地心说”在被哥白尼批判前，曾是全世界所有神皇和人皇欺骗、愚弄人民的理论支柱、在哥白尼之前支持地心说的的百姓、学者和官员几乎是全世界人口中的百分之百。这能说明什么呢？统计依然苍白，事实胜于雄辩。“天下王氏出太原”、“王氏始祖太子晋”和“地心说”一样，都是谣言、传说、猜想和梦呓，是永远也找不到证据作支持的。

3、“琅琊”王子成父家族，早于“太原”太子晋150余年的史证和谱证

                    (此段暂略、待新书出版后公布)

4、琅琊兴望与太原成郡的时间与过程的考证

                  (此段暂略、待新书出版后在此公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