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林论安庆籍人迁陕移民潮之迷

我主持新安瑯琊王氏望邑世芬堂第七、第八两届续修族谱时，翻阅谱发现，老谱中常有：“往陕、迁陕、居陕”等记载，而后每次续修却一直未往下续。1995年时，王贯川、王秀江、王绍丰、王汉中、王敬堂等老先生仍健在，我问他们是何情况？他们说：“漏掉几届了，可能与從释者一样，死后就无人过问吧！”但我一直难以释怀，常挂心中。事怕有心人，2004年冬，在安庆朋友家见到一份《江淮晨报》，载有该报驻安庆记者站长任祥斌的《操安庆口音的陕西人》一文，文中说：“军队开车到陕南，夜间抛锚，敲开农户门，所见所闻，全是安庆地区方音和习俗”。而且他们都说：“我们祖上自安庆迁来”。他们听到安庆方言特别高兴，热情招待！任记者接着写道：开车到陕西商州各县，当地口音与安庆方言都相同，访问得知，“他们的祖籍都在安庆各县”。任记者后与安庆电视台专题部主任汪启贵联系，同到怀宁黄墩调查；又写出《根在安庆的陕西人·你们好吗？》此文在叙述调查经过后，号召有识之士都参与该项调查。随后安庆电视二台不断收到调查材料，专门制做多期《安庆人迁陕之调》的影视节目，据说是农历年节前后播放的，可惜农村均未看到。

很幸运，在丙申年安庆诗词学会年会上，我巧遇坐到潜山县退休教师汪中新先生一起，据悉：他是《揭开250年安庆迁陕移民潮之迷》的主要参与者。我便迫不及待地问及此事，老先生热情地讲解并给了我一些调查资料。现根据此资料和两记者文章及历年所闻，试揭该事件之迷！

一、尘封缘由和抖落

汪先生借阅了韩、胡、程、徐、陈、葛、储、钱、周、张、朱、江、王等姓的“抗日”前的老谱，发现均有“迁陕、往陕、和居陕”的记载。而且时间基本集中在清·乾隆一朝。故猜测是政府行为。然而史书没有记载，说明是禁止往来，所以就尘封了。

汪中新先生父辈以上直系五代均参加历届《潜山平阳郡汪氏宗谱》的续修，留下的传闻颇多。据传他们家族曾去过陕西收族，当地宗亲用大柴篓装满鞭炮，抬到商南丹江北岸燃放，迎接老家去的族长和文总等人。可惜写来的谱稿途中被官府拦截未能带回。这有力地证明：陕西人记得根在安庆和是清政府有意尘封。

自任祥斌《操安庆口音的陕西人》和汪启贵《根在安庆的陕西人·你们好吗？》两文的发表，尘封基本抖落，关注者不断增加。汪全根忆起了他跑长途运输，本来练就一口流利普通话，但开车到陕西商州各县，发现当地口音与安庆地区方言一致，就改用家乡话交流，畅通无阻。又有油坝一返凉席的讲：“1986年他运一批竹席到陕南出卖，被当地派出所扣压。在争执中所长发现口音相同，认为是当地人，要他回村写证明。于是他就出示证件，经查证与所长姓氏、派行一致，认为是老家来人，于是乎东请西接，并帮他尽销其货。经相互介绍，当地人都说他们祖上是从安庆迁来的。这说明他们记得的传说，就象我们记得是鄱阳湖瓦屑坝迁来一样。不过有一点不同，他们是部分移民，还没有立祠分修，还在等着老家去人；而我们是整体搬迁，都立祠、修谱了。可能有人要问，他们为什么不来认祖归宗呢？我们想想，清朝有意尘封一百六十余年，推翻清政府后又内战不断，解放后又遇抗美援朝。而后又水、旱灾害频发，时间隔离越来越长，我们不也遗忘了吗？

北京物资学院离休教授汪中一先生，只身自费八千元前往陕南收族。秦岭山区交通不便，便由当地本族青年用摩托车带或步行爬山，历时48天深入调查了商州、汉阴、洛川地区的十六个县，记录了大量资料和联系方式，查得安庆迁陕有许多姓氏都有，少数已立祠分修，大多数还在等待老家去人回修。他汪姓就有几千人写了默稿回修。这些实事充分证明三点：一是安庆迁陕已受到广泛关注；二是安庆迁陕各姓都有；三是只要有识之士，有汪教授的敬祖亲宗精神和舍得钱财又卖力，迁陕被遗忘的宗亲，是有望认祖归宗的！

二、抽样调查，使人惊醒，安庆迁陕人员数量庞大。

调查组抽样调了，潜山县汪姓第五股，该股始迁陕的就63户，莫看谱载，“某人迁陕”字样，实际上有“儿子随父母同迁”的；有“三对夫妻同往”的；有“兄嫂带未成年弟妹”同迁的等等。汪氏家族该段男丁总数687丁，迁陕169丁，迁陕率为24.6％。查潜山《县志·人口》篇，迁出率基本相符，安庆六县一市，以潜山迁陕16.313乘以7，即安庆地区共迁陕14.191万人。可谓是庞大的，惊醒人们的数量吧？该段移民大多起自1700年后出生的壮年，止于1795年出生的婴儿。前后百年，三、四代迁陕。谱载一个往陕的，现已250余年，十二、三代了，可能发展到：几百人或逾。

如笔者时裔房，发展算比较慢的，现辈份都很大，时裔公是乾隆四年生，现发展到八百余人口，这是实事，不是推算的，若你们以安庆电视二台专题部组织的调查组得出的24.6％的比例，按你堂（房）现有人口乘以24.6％，就知道你遗忘了多少迁陕宗亲，所以决不能不醒！

三、《推丁入亩》，是迁陕的主因。

自明初以来，历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的坚固，针对当时国情的各种变化，往往有政府组织的强行移民。如“大槐树”集中的大迁徙，“两广填四川”等就是安庆人迁陕集中在乾隆年间，情因雍正年间大力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以前是“税收丁亩”，丁税即人头税，亩税即“耕地税”，两税同等征收，就使田多人少户（地主）越来越富，田少人多户负担加重，苦不堪言。康熙51年（1772年）下旨，“自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行“摊丁入亩”，就是将丁税、亩税合计，以县核算全部摊到田亩上。不交人头税，促进了人口大增长。但又出现了“人多地方税重，人少地方税赋轻”的税赋不均的状况，而南方税赋重，北方税赋轻，如陕西秦岭以北地薄人、无人区域无税；而税赋重的南方，加上平原、圩区经常遭灾，空有土地交税后几近破产，无地农民无处卖身。无法生存的农民纷纷外逃到无税地区去谋生，“开荒占地”、“迁居避徭”，成了贫民的求生之路。这些情况的出现，使朝廷也意识到，“摊丁入亩”在一个地区取得了“均贫富”的作用，但它又在各省之间拉大了贫富差距，必须采取“均人口”达到“均税赋”的目的。

乾隆盛世一百多年，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封建强权；决不放任自流，一边强行“摊丁入亩”，一边倡导移民，以“均人吕”、“扩土地”达到“均税赋”之目的。因此就有了移民潮之说，政府到处张贴榜文、告示，鼓励、引导农民到地多人少或无人区去；以“补贴路费”、“代款买耕牛、种籽、农具”和“免税几年”等优惠政策，又要求迁徙途中的沿途民众提供食宿、茶水等方便的种种措施；鼓励无地农民迁徙垦荒，也叫“均丁扩田”。成了乾隆一朝的长期政策。农民力量单薄，尤其是无地农民和因天灾人祸破产的农民，单独谋生风险大，现有政府组织和许多优惠政策，所以，无地、破产、无别业和走投无路的农民就形成了迁陕潮。“树挪死，人挪活”、“缸罐不动不热”、“不要在一棵树上等死”等谚语，可能出自哪时的宣传语。

政府行为隐情鑫。满清大量有组织、有计划长期移民，另一层用意就是对南方聚居总不放心，有意识地造成民族杂居，以便互相监督，又让汉族内部的大宗血亲剥离，分居两地遥远相望，只求平安，不原也不敢反满。主观目的是加强满清统治，但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融合，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大团结。当时统治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然要大书特书载入史册。为什么志无记载？为什么去收族中途被拦截？这就充分证明是有意尘封，其政治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也充分证明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愚民政策，尽管他“金銮殿”上挂着“正大光明”的匾，但行使权力来一点都不“正大光明”！不象我们共产党实行的是亲民政策，一切都光明正大。新中国组织的迁移，目的都是为发展经济，如1959年组织的支边，建成了新疆大粮仓。近几年号召去西部大开发，又要创出西部美丽的一片新天地，都从来不限制互通往来。清朝迁陕是政治目的，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重视那一批无根的、我们遗忘的宗亲！

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所有外迁人员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解放前外迁的或因灾年逃荒、或因大病、赌博破产、或是做生意遇妇招亲、或当壮丁随意落户的；总之，都是故地难以生存者，他们大多数开荒在深山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年代一久难以回来认宗。所以我们老家人无认花多少代价，都应当去寻宗收族。

解放后迁出的：一是开发湖荒；二是升学分配；三是招工提干；四是部队安置；五是近年来的一些大包工头、企业家、暴发户等人士进城。与解放前无法生存外迁相比截然不同，当今外迁都是些智商高、有权有势或富裕者。这些人有父母在还有个家，一旦父母故去就很少回家了。故乡的亲友都更应保持来往，对农村发展大有好处！“精英都进城，厚道留农村。保持常来往，城乡好平衡”。

总之，亲宗是敬祖之大孝，安庆迁陕，暂无力收族要记入《备忘录》，散迁出的应建立《外迁登记册》和《成功人士通信录》。才不辜负我们这代人的忠孝之心。

以上浅见不妥之处，望知情智士指正！

王盛林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