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促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敬爱的占祥主席、各位同仁：

我很高兴在这个会场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熟悉的面孔，而且都是我想要见到的、盼望见到的面孔。我听说高峰、蓝海凌晨两点起飞，六点才到达报道地点，心里很感动！

现在我谨代表中华文化促进会第三届理事会向本次大会做工作报告。

为了面面俱到，又不冗长，我们印了一份简况，包括文化项目、组织发展、财务简况，作为报告的附件。虽然只是一份清单，但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总体印象。从2009年5月到2015年4月，本会举办各类文化活动200余项，包括两岸交流20项、港澳交流12项、国际交流34项。其中具有典范性的传统文化项目，如中华文化人物评颁活动、中华文化论坛、长江文化论坛、《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工程、《四书五经语录》《老庄语录》《禅语录》编纂出版工程；台港澳交流项目如与民进中央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与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年度性两岸人文对话、与中华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协会订立两岸文化产业协作关系备忘录、组派当代国画名家赴台访问、严隽泰伉俪大陆巡回画展、占祥主席率文促会代表团赴台访问、历经10年最终完成的澳门乐团走遍中国巡演活动；文创产业项目如中国节庆文化博览会、西湖艺术博览会、合肥文博会、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年会；以及国际交流项目如2009年全球艺术品收藏论坛、中国艺术环球行动、未来影像·亚洲国际青少年电影节、尼泊尔·中国节、礼仪东方·中国-东盟礼仪大赛、中国茶文化艺术展（乌兰巴托、悉尼）、万里茶道中蒙俄三国市长峰会及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创立等等。这些活动不仅在内地，而且在海外，不仅在文化界，而且在社会各界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生动体现了本会“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的创会宗旨。

而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应该归功于本会同仁的集体努力。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合作与合作精神。首先是会内的协调、配合、支援与合作。这些年，文促会与各地文促会、各分支机构、企业会员的合作有不少成功的让人欣慰的范例，比如今年初与湖北文促会合作举行首届长江文化论坛及2014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获得各方面肯定。这一合作还将延续下去，我们还要合作办刊，召政主席为此出了很大的力。在他努力下文促会还将为今年在湖北举行的第七届国际茶业大会主办以“万里茶道”为主题的国际论坛。再如与本会舞蹈艺术委员会合作全国校园舞蹈比赛已历数年，与本会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合作诸多项目方兴未艾。另外，文促会与合肥文促会联合举办的合肥文博会，与河南文促会联合举办的宋学论坛，与南通、杭州、湖南文促会分别合作举行两岸人文对话；今年还将与主席团成员单位华侨城合作创立艺术品基金，与皇城文化公司合作在国内外多地开办中华禅书院。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在不少由本会所属机构举办的文化活动现场，都能看到各地文促会、各分支机构同仁的身影。让人感觉到文促会的凝聚力与团队精神。我们倡导文促会与各类团体会员的广泛合作，团体会员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本会及各地文促会与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社会组织、地方政府及海外机构、国际机构的广泛合作，并以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合作发展组织，开创局面。是否可以这样说，合作既是我们的方式，也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当今的时代精神。

回顾以往，我尤其想要表达的是对占祥主席、第三届理事会及主席团各位同事、驻会常设机构的工作班子、各地文促会、各分支机构、各企业会员，以及海内外各位文促会同仁的由衷的谢忱！文促会的一切成绩，一切光荣，点点滴滴，都闪耀着大家的辛劳与智慧，谢谢各位！

而今的舆论，对于社会团体，似乎批评多于赞扬。对文促会的工作如何评价，我不记得有谁说过什么。但有两次荣誉让人印象深刻。一次是2004年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民间组织”荣誉称号。获得这一荣誉的文化类社团全国只有两家。另一次是2013年冬季，居住在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为文促会题写了四个字：“文化动力”。这一赞誉虽然不是出自政府，但饶先生是硕果仅存的、名副其实的当代文化大师，受到这位98岁高龄的老人的表扬，不能不让我们深深地感到自豪，感到荣幸！这里我有一个提议，为了感谢长年以来那些慷慨资助本会、资助各地文促会、资助各分支机构文化项目的企业界人士，文促会拟以饶宗颐先生亲笔手书“文化动力”四字制作荣誉状，每年颁发一次，并作为一项例行性的文化表彰。

各位同仁，本次会员代表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依照中组部、文化部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兼职的文件精神，依照本会章程实施换届。这次换届，占祥主席和多位副主席将辞退文促会领导职务。刚才他们走进来时会场所爆发出的掌声，已经充分表达出我们的尊敬和感激！本会从创立至今，历经23年不平凡的岁月，占祥主席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同时将占祥主席在担任本会主席期间关于中华文化、关于文促会、关于社会组织发展的言论集纳在一起便于重温，也作为纪念，我们编印了《占祥主席说》这本书，作为献给占祥主席，献给这次大会的礼物。

于广华、金坚范两位副主席在以往十年间担负驻会副主席工作，夜以继日，为文促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以及于友先、潘震宙等多位副主席虽将离任，但我们决定仍将恭聘他们担任本会主席团咨询委员，继续为我们的共同理想克尽努力！

各位同仁，我们正在开创并将继续开创文促会的事业，这份事业是光荣的，也是高贵的。因为它关乎我们的文化，关乎我们的社会。

回想文促会创立之初，那时“中华文化”一词，还仅仅是内地与港澳台、与海外侨胞沟通的一种语言，甚至是一种适应性的措辞。而今，经过海内外中华儿女，包括本会同仁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逢会必讲，一再倡导，提出“中华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终于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化，它的历史存在，它的思想与典籍，它的代表人物，它所孕育的文明，它的不息流动，它的跨境传播，它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它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它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影响，它作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以及它对人类未来可能之贡献，等等。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比巨大，无比丰富，大有作为的文化空间！文促会得以存在和发展，就在于拥有这样一个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空间得来不易，其中当然就有各位同仁的不懈努力！

也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空间，我们在文促会分支机构的建设上，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指向、新的依据、新的系统。从前因为受到时代的、包括前苏联的影响，我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分类，基本上是西方式的、苏联式的。例如作协和文联各协会的设置，其分类即为：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摄影等等。这样的分类不能说是错误，只能说它不是“中华文化的”，或者不属于中华文化。文促会“二代会”之后也创立了舞蹈、摄影专业委员会，是受上述分类的影响。其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文化，文促会所面对的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以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基本内容、基本形态的中华文化。这样我们才改弦易辙，改变思维方式，陆续创立了各种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专业分支机构：剪纸艺术、木作文化、玉文化、织染绣、彩灯文化、埙文化、紫砂艺术、佛教文化、商帮文化、禅书院、万里茶道、艺术品鉴定与评估，正在建设的还有艺术品基金。

此次，为了进一步深耕、扩展中华文化的空间，我们将特别设置“学术咨询委员”和“海外理事”。前者的设置是接受刘梦溪先生的建议。聘请若干位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作为学术咨询委员，无疑会有益于提升文促会的思想与文化的高度。而海外理事的聘任则是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华文化的国际空间。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华人居住区，其中许多人热忱于我国与住在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我们希望海外理事的设置能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

各位知道，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是率先提出“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知名人物。我注意到，近期他在回答中国记者的提问时表示，中国虽然在提升软实力的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缺陷是国家、政府、主流媒体的做为多，而公民的做为少。这容易给人造成意识形态输出的印象，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他说，民族主义很难在有领土争端的、同样持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发生作用。有效的文化输出是让人们在无形中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从而敬仰中国文化，觉得中国是一个友好并不咄咄逼人的国家。我认为，这是一些很重要的建议。

文化空间，包括文化历史、文化资源、文化思想、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受众、文化产业、文化影响等等，因此谓之巨大。

其次，各位可以想一想，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社会”一词在多数情况下是指存在于“国家”与“家庭”之外，那个狭小的、底层的空间，甚至带有贬义，如“社会青年”。它类似“坊间”一词，约定俗成地指向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市井无赖引车卖浆者流。

而今，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我国出现了一个日益广阔，日益成熟，日益发展的“社会”，一个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可以相提并论的“社会”。社会团体因此应运而生，并且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社会意愿、社会良知、社会力量。无论从全球看，还是从中国看，“小政府大社会”可以说是不同国家、不同政府和政治家们的共识。这些，毫无疑问将为社会团体，为文促会提供另一种无比巨大、无比丰富的空间，社会的空间。这个空间也就是事业的空间、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如何看待和评价社会团体，说起来也许都认为重要，但也有些朋友心里犯嘀咕。尤其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茉莉花行动等等之后。加之NGO领域近年也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哪个领域不出问题呢？党政领域出了那么大面积的贪腐问题，能因此对政党、政府的存在产生怀疑吗？出了问题应当解决问题。我们对社会团体的正当性、必要性不应怀疑。而且相对于权力和金钱集中的领域，社会团体应该当说是低碳、无公害、绿色、价廉物美。

不少朋友关切文促会的前途，我想我们的前途就在于上述两个空间：文化的、社会的。

讲到发展，我还想向各位报告，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始，文促会将在组织类型上实行一个转变，就是要将文促会明确定位于“团体会员型联合组织”。

依类型而论，文促会不是行业性团体（协会），也不是学术性团体（学会），而是一个全国性联合性社会团体。随着组织发展，我们逐步感到会员结构、团体类型是个需要认真思考，认真调整的课题。各位知道，文促会以往的宣言在会员结构上比较突出海内外文艺家、学者、文化活动家、企业家。但在实践上，在实际操作层面，我们却意识到必须减少个人会员比例，而将重点转向团体会员。因为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面向海内外华人的社会团体，个人会员的数量过少、过多都会带来工作上的困扰。出于这一困扰，文促会一直将个人会员控制于1000人左右。这样一面控制个人会员，一面发展团体会员，经过10年左右发展，事实上已基本形成以团体会员为主体的会员结构。只是没有明确提出“团体会员型”的概念。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咨询了国内专家的意见，经研究决定明确变更会员结构，将中华文化促进会定位以团体会员为主体的联合组织。这个联合组织由各地文促会、各分支机构，以及各企业会员构成。长期以来，本会会员企业如华侨城、浙江大丰、曲江文投、大唐西市、麓湖山园区、大连中盛、国投开元、文创投、四海腾飞、山西金华苑等企业为文促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今又有一批新的文化企业加盟文促会，如中国出版集团、雅昌文化集团、中国艺术银行、天画影业公司、中华禅书院、盛世骄阳公司以及文汇报、中国科学报、凤凰周刊等媒体。相信他们的加入将大大强化文促会的力量。近日，我曾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表示，文促会将努力为国家贡献100个优质文化团体。同时，文促会还要启动申请程序，以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商地位，提升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和作用。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上述目标。

各位同仁，即使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当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从理论到实践，仍然处于摸索阶段。所谓“全球社团革命”也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的现象。在中国，社会团体的生存背景和环境，又有很大不同。我国的第一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于上世纪末（1998），迄今不到二十年，可以说一切都在尝试。包括我们的文促会事业，可以说也还处于初级的尝试阶段，我们在知识、思想、能力、经验、品行等多个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缺陷，让我们一起努力追求进步，把我们的文促会做得更好一些。

各位同仁，今天，5月9日是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再过半小时，莫斯科红场将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这让我联想到74年以前，即1941年的莫斯科红场阅兵。那一年的11月7日是十月革命24周年，照例应当举行阅兵庆祝活动。但那个时候德军180万人包围了莫斯科，而且已经集结在距离莫斯科仅仅25公里的地方，莫斯科危在旦夕。但斯大林仍然决定要举行阅兵，而且阅兵之后受阅部队就直接开往前线。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件事，就是想让诸位知道斯大林在这次的演讲中说到什么？这个演讲是这样结束的：

“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领导你们！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占领军！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利柯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的任务，我们陆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

也许年轻的朋友对斯大林提到的名字不是很了解，这里我提示一下，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是诗人、作家，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是俄国最杰出的作曲家，高尔基和契诃夫是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小说家，谢切诺夫和巴普洛夫是俄国的科学家，列宾和苏里柯夫是画家，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是俄罗斯的军事家。斯大林在讲到“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时，在这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俄罗斯的文化，他用以鼓舞俄罗斯人勇敢地走上前线，消灭法西斯的精神力量，也是俄罗斯的文化！